[書話]陳沛文：談談錢穆、亞洲文商夜校和新亞書院──龍應臺《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讀書筆記一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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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說，我對於李敖龍應臺「大江大海現像」的看法，基本上不出麒逹兄〈當異議者都已垂垂老〉長文所述，除非拾其牙慧，否則無甚可說（這也是何以此文遲遲無法脫稿之因）。如今無以作文，衹好將閱讀筆記一則拿出來改寫，還望大家指教。

也忘了打從甚麼時候開始（但肯定是拜梁文道所賜），我刻意讓自己培養一種「同一時期專攻一位作者書籍」的閱讀習慣。雖然至今還是不脫同時閱讀好幾本書的做法，但已然讓我吃盡苦頭。當我「用情專一」、好幾個月和同一位作者「朝夕相對」，難免如熱戀中男女，或滿頭滿腦都是戀人恕語，或開口閉口均爲伊人情郎，思考作答不脫作者影響於是招來諸如「又是梁文道」、「還是葛兆光」、「還來閻連科」等不無取笑意味的善意提醒，使我牢記總有一天要脫掉這些作者的影子。

如今，我又因閱讀李敖兩本近著《大江大海騙了你》、《陽痿美國》而惹來非議，叫人哭笑不得。多人見我手捧《大江大海騙了你》，都問我覺得如何。我如實贊美，不意得來一片「你讀過《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嗎」、「你是先讀李敖，還是龍應臺」、「你一定是先讀李書，然後對龍書有偏見」等回應，始料未及。似乎，大家都對於我本身對於《大》一書的看法有興趣。也許，我唯有像一位同窗好友所提示的那樣，證明自己對「大江大海」有著自己的理解、絶非光讀李書就「指點江山」，方能「還自己清白」？

實在沒有特別的想法，全書以漂亮的文筆對史實進行勾勒，好處在於很有畫面感，仿佛在逃亡火車上摔下惨死之人其淩勵刺骨的慘叫聲就在你耳邊響起；同時，那亦是非常煽情和挑衅的文字（比如說，我個人就爲首章的一連串對妻離子散之追問動容）。然而，全書時而大陸時而東南亞一下臺灣一下歐洲的結構，實在看不出有甚麼可供其相互連接的內在邏輯。同時，一連串的例子和追問排比下來在「量」上雖多，但於「質」上則在一層次上遊走，全書看完有太多史實簡化而思路不清、情感泛濫而分析欠捧、追問單調而推論不出的地方。至於「自己的認知」，早在第一次閱讀之時，對書中描繪錢穆創辦新亞書院那段文字便很有意見：

有一種人，愈是在風雨如晦的時候，心靈愈是平靜。他能穿透所有的混亂和顛倒，找到最核心的價值，然後就篤定地堅持。在大動盪、大亂離中，錢穆流浪到香港，站在一九四九年的街頭，看見滿街都是露宿的、不知何去何從的少年。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辦學，開創了新亞書院。（《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香港天地版，頁145）

這樣讀下去，頗有「開創新亞」乃是錢氏「到了香港後第一件做的事」之意，而且背後的動機似乎還是基於他見到「不知何去何從的少年」的不忍人之心。然而，以我對新亞的認識，錢氏開創新院的經過并非如此簡潔、動人。我們大可參考龍氏自己寫錢氏著名弟子余英時回憶新亞時光時引用的「余英時先生與中國部分流亡知識分子座談錄：中國當代社會諸問題」：

錢穆先生怎麼到了新亞的呢？他本來在廣東華僑書院教書，廣州不穩，就搬到香港去。那時候，國民黨籍的學者張其昀、崔書琴等人想在香港辦一個書院，叫「亞洲文商書院」。錢先生最早是在亞洲文商書院。他們用錢先生的名字在香港教育局登記，作為院長。錢最初不知道，到了香港以後，已不能改變了。錢衹好接受了這一任務。但張和崔等不久都去了臺北，錢衹好一人苦撐。然後請唐君毅、張丕介兩先生參加。這是新亞書院的開始……

看起來，龍氏所引用的這篇材料，和她自己的書寫就有點不同。錢氏到香港第一件做的事，似乎是出任「亞洲文商夜校院長」。當然，這時有人會反駁，說喂你有沒有搞錯，錢氏本身就把夜校和新亞等同起來、不區分開來的呀！的確，在他那本著名回憶錄《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裏，附錄部分有一篇〈我和新亞書院〉，乃是應《新時代》雜誌社要求自述身平而作，用的是普通白話文，全文通篇不見「亞洲文商夜校」六字。當他夫子自道說創校初期之時，也衹用了兩句「向一所中學租了兩間極簡陋的教室，從辦夜校開始」，輕輕帶過。（《錢賓四先生全集·八十愔雙親師友雜憶合刊》，聯經，頁460）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僅閱此文是不會察覺到「亞洲文商書院」之存在的。

不過，我們不要忘了錢氏在回憶錄中的正文部分有著整整五篇的〈香港新亞書院〉，其中首篇清楚說明其從廣州到香港的經過：第一，早在廣州，錢氏已經答應張其昀到後者在港所辦的書院（亦即夜校）任教，張氏也要求前者出任該院院長，不過錢氏回信以三大理由拒絶；第二，錢氏到了香港後，如其弟子余氏所言，才知道自己的名字早被「先斬後湊」用去登記、作了院長，碍於不便改動之下，衹好接受院長一職；第三，到了1950年，錢氏因有意將夜校改爲日校，但遭原校主反對，於是另向香港教育司令創新學校，也是今天的「新亞書院」。（《錢賓四先生全集·八十愔雙親師友雜憶合刊》，聯經，頁288 - 292）

可見，錢氏儘管在〈我和新亞書院〉將「亞洲文商」之事隐去（或許是爲了敍述的便利），可在回憶錄正文中，兩院的關係、以及自己如何涉及其中的原委可是記得清清楚楚，毫不馬虎。其在〈香港新亞書院（五）〉結尾處更是說：   

時爲民國五十三年之夏，自創校以來，前後十五年，連前亞洲文商學院夜校一年，則爲十六年……余旅居香港辦學生涯遂告終結。（《錢賓四先生全集·八十愔雙親師友雜憶合刊》，聯經，頁369）

因此，第一，如果將兩院分而視之，錢氏到港第一件事，肯定不是開創新書院，而是出任夜校院長；反之第二，如果合而觀之，錢氏開創新亞的動機，絶非龍氏筆下那麼的純粹動人。不論怎麼看，龍氏的刻劃都顯得站不出脚。

話說回來，龍氏「露宿的、不知何去何從的少年」云云倒是像極了錢氏在〈我和新亞書院〉中的下列自白：

我創辦新亞的動機，是因爲當初從大陸出來，見到許多流亡青年，到處彷徨，走投無路，又不是人人都有機會到臺灣來；而我覺得自己是從事教育工作的人，怎忍眼看他們失學。同時，也覺得自己只有這一條適當的路可以走。雖然沒有一點把握，但始終認定這是一件應當做的事。 （《錢賓四先生全集·八十愔雙親師友雜憶合刊》，聯經，頁458）

我覺得，此段話完全可以理解成錢氏在「夜校轉至新亞」期間，多位創校同伴陸續離開後仍苦苦堅持辦學的心聲，而不需直解成「因爲看見流亡青年走投無路，所以辦學」。

龍氏有關錢氏開創新亞的敍述不長，大概是半頁多一點的片幅。李敖在《騙》一書猛烈抨擊錢余師徒作「國民黨文人」，以瓦解龍氏《大》書對兩人的正面刻劃，没折解這段新亞創辦史。當中緣由，興許是片幅太短，但更大可能是這段「動人故事」雖有誤，卻不是最爲致命的史觀問題。然而，讀至此段，就算未閱李氏《騙》在先，亦是大爲搖頭。


後記：
坦白說，我對於李敖龍應臺「大江大海現像」的看法，基本上不出麒逹兄〈當異議者都已垂垂老〉長文所述，除非拾其牙慧，否則無甚可說（這也是何以此文遲遲無法脫稿之因）。如今無以作文，衹好將閱讀筆記一則拿出來改寫，還望大家指教。